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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1日 - 澳门新蒲京的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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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于曹魏末年的政治家、理论家、文学家钟会其人,在历史新知网上基本是一个反面人物。《三国志・魏书》本传说:“钟会字士季,颍川长社人,太傅繇之小子也。少敏慧夙成……及壮,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名理,以夜续昼,由是获声誉,正始中以为秘书郎。”正始末期高平陵之变以后长期在司马氏手下任职,功劳卓著,屡有升迁。晚年奉司马昭之命率兵伐蜀,得手后图谋自立,实行地方割据或夺取全国政权,但很快败死。当他在司马昭身边时,一再大进谗言,促成了嵇康之死,又欲找阮籍的毛病来加害于他,未能得手。这两件事加上他的政治野心,给人留下极恶劣的印象。

澳门新蒲京的官方网站 ,提起魏晋,世人皆知名士之风流,但鲜有人留意那场盛况空前的哲学玄学大讨论,从正始之音开始,至东晋依旧余音绕梁。它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馈,在当时,更与庙堂之上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在这场大讨论中,四本论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陈寅恪甚至将魏晋清谈分为“四本论”和“竹林七贤”两个问题,其地位可见一斑。

但他确实很有学问,文章写得也不错,写思想史、文学史不宜完全抹杀其人。《三国志・魏书》本传说,“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其文似会。”按《隋书・经籍志》著录他的著作有《老子道德经注》二卷、《周易尽神论》一卷、《周易无互体论》三卷,看来他的治学与何晏、王弼、夏侯玄等正始名士有相近处,他本人与何、王二人也曾有过比较多的接触,可惜他的这些论著都亡佚了。

何谓四本?《魏志》曰: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所谓才,望文生义,自然是指人的才能;所谓性,是指人的道德品质。质言之,四本论问题,讨论的是人的才能和道德品质的关系,才性同与才性合相对应,才性异与才性离相对应,所以问题的核心便是:人的才能和道德品质是否统一的问题。

钟会最著名的论文《四本论》涉及到魏晋之际思想界和人际关系许多问题,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世说新语・文学》云:“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於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刘孝标注引《魏志》云:“会论才性异同,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按傅嘏、李丰、王广诸人论才性问题,均在嘉平年间,至甘露初,钟会于诸说之外另树新义,并“集而论之”。所谓同、异、合、离这样的概括,大约亦出于钟会之手,原来恐怕只是一些分散的意见。此时李、王已先后被杀,傅嘏亦已去世,此时钟会出来论才性四本,带有做总结的意思,也表明他就是这个领域唯一的权威了。钟会撰《四本论》始毕即至嵇康宅,于户外遥掷之,此事亦必在甘露初;到甘露二年他居丧在家,不久又随司马昭去镇压诸葛诞叛乱,没有时间来讨论理论问题了。

在魏晋之交,四本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哲学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了统治阶层选举和任用人才的方式,更决定了士大夫们在司马氏夺权斗争中站在哪一队。持才性离观点的,都是曹氏一党;执才性合之论的,自然站在司马氏一边。

傅嘏的理论主张是兼顾人的品质,并认为都应当通过基层去考核;其思考的重点在于“贤”和“能”即性和才不能完全分开来考虑,所以他“论同”。李、王二说大约强调才、性的不平衡而比较重视才这一面,但一论异一论离,想必仍有相当的差异,可惜今已不得而知其详了。钟会论“才性合”的具体意见亦不能详悉,大约与傅嘏有相近处而又有相当的不同。《晋书・阮裕传》云:

如此问题便出现了。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杀魏大将军曹爽;公元260年,司马昭杀高贵乡公曹髦,以下克上;公元266年,司马炎逼魏元帝禅位,篡魏建晋。以上是司马氏夺权的几个关键节点,在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中,有德首先要守名教,而名教之大者,莫若君臣,毫无疑问,司马氏以臣弑君,其所作所为是无论如何也与才性合沾不上边的。那为什么依靠篡魏建立政权的司马氏要极力主张才性合呢?

裕虽不博学,论难甚精。尝问谢万云:“未见《四本论》,君试为言之。”万叙述既毕,裕以傅嘏为长。于是构词数百言,精义入微,闻者皆嗟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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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论“合”与论“同”仍然颇不同。近人论才性四本问题,往往以为论才性同、合者乃党于司马氏的一派,论才性异、离者则是反司马氏的;并进而认为才性问题的辩论乃是当时两派政治势力斗争的密切反映,大力强调四本论的政治意义。这一结论颇有可疑处,傅嘏后来固然与司马氏关系密切,但他关心才性问题为时较早,与魏明帝时对选举考核办法的讨论有关,而与后来曹与司马两派政治势力的斗争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钟会关于才性问题的具体论述既已难知,又何从肯定乃是其政治立场的密切反映呢,何况他也并不忠于司马氏,不久就背叛而去。

这还要从曹操颁布的求才三令说起,公元210年、214年和217年,曹操三次颁布求才令,史称求才三令,三令大旨是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的污名,这显然是才性离的观点,相应地,求才三令的原则便是唯才是举。因此直观地看,司马氏所持才性合观点正好与曹氏的才性离观点相悖,意图在思想上否定曹氏政权,为其夺权斗争服务。

才性问题与如何考核官员有关,也可以说与政治有关,但这到底是理论问题、学术问题,其中必有种种复杂的内容,在材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就将这个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四本变成两本,两军对垒,成为所谓曹氏司马氏两党之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这样的结论下得过于匆忙,难以起信。这样的看法很像是若干年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现实形势在历史新知网研究中的投影。

但问题真的就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因为如果单纯为了反对曹魏才性离的观点,并不足以让司马氏坚定地奉行与其篡魏行为相悖的论点,这无异于自欺欺人。司马氏之所以坚称才性合,更深层的原因,隐藏在魏晋时期更为宏观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下。

钟会不仅具有理论家的风采,也很能写文章,多种文体兼善。他的赋以咏物者居多,有《孔雀赋》、《菊花赋》、《蒲萄赋》等等,从今存大抵已颇残缺的文本看去,作风略近于建安辞赋;其中有些民俗材料,颇可注意,例如《菊花赋》中说起菊花的药效:“服之者长生,食之者通神”,后来晋人作品中也多述此意――由此亦可见陶渊明之东篱采菊并不是追求风雅,而是在做一件很实际、讲功利目的的事情。

众所周知,东晋向来以门阀政治着称,终其一朝,皇族司马氏始终与高门大族“共天下”,原因在于司马氏南迁渡江之后根基不稳,需依靠门阀士族来巩固政权,但这并不等于门阀士族的势力是在东晋时期才建立并强大起来,《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写道:“服膺儒教的豪族的出现,在东汉时代,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非止河内司马氏而已。”因此,在汉室衰微的情况下,能否得到地方豪族或士族的支持,便已经成为关系着地方政权强弱与存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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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身而论,曹操的祖父曹腾为东汉末年中常侍,宦官出身,父亲曹嵩为曹腾养子,陈琳檄文曾讽其为“乞匄携养”,阉宦之人,在儒家思想中断没有政治上的地位,曹操可算是非儒家寒族出身。反观司马氏,自战国时期赵国将军司马卬开始,世居河间,又自东汉司马钧开始,世代为将军、守、尹,是正宗的地方士族,可归于儒家豪族一类。

钟会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檄蜀文》,曾被选入《文选》。景元四年,镇西将军钟会奉司马昭之命率部出骆谷伐蜀,蜀兵据剑阁之险相距,钟会亲自写这篇文章去做对方的工作,希望他们认清形势,赶快投降。文章写得从容不迫,很有策略,并不剑拔弩张,一派王者之师的高姿态。檄文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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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的不同所涉甚多,儒家豪族之间盘根错节,多有历史、血缘和利益方面的关系,且都奉儒家学说为正统,与非儒家寒族之间壁垒分明。所谓“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的现象,魏晋之交便已现端倪。因此,出身寒门的曹氏建立的曹魏政权,即便深知争取儒家豪族的支持至关重要,也并不一定能真正得到他们的支持,更遑论曹操做出通过求才三令等一系列政策来打压儒家豪族势力的举措了。

今国朝隆天覆之恩,宰辅弘宽恕之德,先惠后诛,好生恶杀。往者吴将孙壹举众内附,位为上司,宠秩殊异。文钦唐咨为国大害,叛主雠贼,还为戎首。咨捆逼禽获,钦二子还降,皆将军封侯,咨豫闻国事。壹等穷蹙归命,犹加上宠,况巴蜀贤智见机而作者哉?诚能深鉴成败,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踪,措身陈平之轨,则福同古人,庆流来裔,百姓士民,安堵乐业,农不易亩,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计,岂不美与!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虽欲悔之,亦无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闻。

当然,站在曹魏的立场,曹操是断不可能去争取儒家豪族支持的,因为儒家学说是东汉赖以立国的指导思想,地方豪族又奉儒家思想为圭臬,曹操若是诚心拉拢他们,岂不是否定曹魏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寒门出身的曹操,若要取刘汉皇位而代之,必然要颠覆儒家思想这一东汉政权的精神根基,这才有了求才三令的颁行。除此之外,他还厉行节俭,规定衣绣要处死,甚至曹植的妻子也不能幸免;再者,《晋书·傅玄传》记载傅玄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这些都是曹操对儒家思想的颠覆。

文章中追述远远近近的历史新知网,语重心长地规劝巴蜀贤智弃暗投明,辞气安详,具有动人的力量。本文同先前著名的陈琳檄文相比,没有那种杀气腾腾的气势,是因为敌我力量的对比不同了,那时势均力敌,胜负难知,而现在可以说是稳操胜券。前人评此文说:“诸檄中独此篇浑厚得体。盖兹时蜀已不支,无庸辞费”(闵齐华《文选瀹注》卷22引孙评语)。语境不同,立言自异。

《左传》有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多年之后,历史上演了一出黑色幽默。曹操颁布求才三令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司马氏有朝一日会持才性合的观点,将整个天下从曹魏手中夺过来。综上所述,司马氏之所以持才性合的观点,原因有三:

钟会还写过不少论,大抵亡佚。他的五卷本《刍荛论》仅存若干片段,而仍有精彩的意见,例如――

1、上文已述,河间司马氏为典型的儒家地方豪族,而才性合,本就属儒家教义和华夏正统思想,此外从长远来看,可保证篡魏后建立的政权具有合法性,而非囿于眼前的篡权行为本身是否与才性合的主张相悖,这一点,我们只需想想两晋国祚能有155年,且东晋虽偏安江南一隅仍被天下人奉为正朔便可明了;

凡人之结交,诚宜盛不忘衰,达不弃穷,不疑惑于谗构,不信爱于流言,经长历远,久而愈固。而人多初隆而后薄,始密而终疏,斯何故也?皆由交情不发于神气,道数乖而不同,权以一时之术,取仓促之利。有贪其财而交,有慕其势而交,有爱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

2、由于才性合暗合儒家正统思想推论,司马氏与其余儒家豪族处于同一文化场域,可得儒家豪族支持;

可以说都是见道之言,而且说得简明有味。钟会本来有条件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可惜最后野心膨胀,迅速走向灭亡。

3、在直观上反对曹魏政权的指导思想,否定其政权合法性,与非儒家寒族划清界限,以为夺权之便。

钟会还写过一篇《母夫人张氏传》,写自己母亲的素养才智,特别是对自己的培养教诲,亲切动人。其中记载母亲对自己的告诫有“谦恭慎密”、“不能自足,则损在其中矣”、“人谁能皆体自然,力行不倦,抑亦其次”等语。钟会是个聪明人,但后来大约全然忘记了这些庭训,终于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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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之,才性离和才性合这对看似简单的问题,不仅涉及万分凶险的政治斗争和改朝换代,背后更有历史大势、正统学说等宏观因素。所以,不论是曹氏还是司马氏,都绝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枭雄谋事,可谓所虑甚远。

不过也许有人会说,即便如此,司马昭杀高贵乡公曹髦,依然是最为直接的与才性合相悖的行为,这无异于自我否定,使其才性合的观点不攻自破。其实不然,遍观古往今来之政治斗争,名实之间,正当其谋。拿曹髦身死一事来说,以实论,路人皆知是司马昭杀曹髦;但以名论,下令的是贾充,动手的是成济,事后司马昭诛成济九族,哭曹髦,着实是大忠之臣,天下又有谁能说是他杀的曹髦呢?当然,篡终究是不光彩的,政治斗争自来都鲜血淋漓,要不然,晋元帝司马绍在听王导介绍完祖先“创业史”之后,也不会羞愧地以被蒙头,叹一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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